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On Lu Xun's "Stiff Translation")

按:尽量不变欧化语法拓展汉语的表达疆界,还是在确切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做出灵活变动、通俗易懂的翻译?从这两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各自的片面的合理性。在翻译的“拿来”和“化用”上,就像关于人性和阶级性的争论一样,到现在依然没有截止。重贴大家旧文,不再纠结于狭隘的立场之争,而是走进汉语白话文确立之初,他们便已具备的清醒的问题意识。

 

    西滢先生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人看不懂”这毛病就不算小了。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生说:“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

 

    死译的例子多得很,我现在单举出鲁迅先生的翻译来作个例子,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今年六月十五大江书铺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今年十月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这两部书都是鲁迅先生的近译,我现在随便捡几句极端难懂的句子写在下面,让大家知道文笔矫健如鲁迅先生者却不能免于“死译”: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艺术论》第七页)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生观念形态生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色底物质的那感情的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第十二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牛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文艺与批评》第一九八页)

 

    够了。上面几句话虽然是从译文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但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先生自己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他在《文艺与批判》和《译者后记》里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折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文“艰涩”的两个缘故之一,照这样说,中国文若不改良,翻译的书总不能免去五十分的“晦涩”了。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 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注:

 

    ①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人,新月社成员、作家、学者。二十年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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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的化境及其翻译 文莉秋 彭春霞

1 绪论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翻译的标准,清代翻译家严复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笔译流畅,文字雅典。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间断过。综观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沿用“信、达、雅”标准,同时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扬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1]。

钱鍾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建树,“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令人费解的是,我国译界对钱先生的研究似乎多半是出于崇敬和尊重,其译论实际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不少有关翻译的专著中,每提及先生的主张,不是蜻蜓点水那样一带而过,便是不着边际地将它拔高、神化,其结果是,人人都知道钱鍾书先生有那么一段有关“化境”的高论,但几乎都说不清、道不明它究竟高在何处,更不用说理解其真实含义了。

 

2 何谓“化境”

钱先生译论中的“化境”说究竟当作何理解呢?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先生此说的来源。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 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3]。

好一个“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经钱先生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个简单的“化”字竟发掘出如此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译”、“诱”、“媒”、“讹”、“化”竟源于同一个“化”字。

显而易见,钱先生的“化”,第一次提出来时,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化”,钱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能说算得上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里我们首次见到“最高标准”的提法,而最高境界“化”也浓缩成了“化境”———即是译界所熟知的“化境”说,也就是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根据这段解释,我们不难看出,先生所谓的“化”,概括起来含这样几层意思: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4]──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成绩卓著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鍾书先生用一个“化”它,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从广义上讲,先生的“化”与“不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切合原文。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思想”。

 

3 钱先生的“化境”说意义何在?

罗新璋曾引述这样一句话:“不懂钱鍾书,是国人的悲哀;同样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的确,作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的钱鍾书,早已誉满海内外,而作为翻译家的钱鍾书却少为人知,甚至当我们使用这个称号时,有人会持有疑惑。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严格将评定翻译家的两项标准来衡量钱鍾书时,他有可能会落选。一、他不像严复、傅雷、郭沫若等人那样,出过一批有影响力的译作,仅其最大一项翻译工作来说,也就是参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英译工作,再次就是对自己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中,上千英、法、德、意、西、拉丁语例句的翻译,而这些却不为人所易见。二、钱氏论译,并没有鸿篇巨制,也没有完整系统,仅有《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翻译术开宗明义》、《译事三难》等专论文章,其他的思想都零星散落在各文篇章著作中。然而,有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钱氏的“化境说”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鍾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鍾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说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严复的“信、达、雅”,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与其说是翻译的标准,不如说是对翻译方式规范的理论,不同的时代赋予它各种不同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也就因人因时而异。尤其是对其中的“雅”字,更是众说纷纭,难达共识[5]。前文所示的“信、达、优”、“信、达、切”、“信、达、贴”等,便是极好的说明。

与“神韵”、“神似”说相比,“化境”说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说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翻译有二种方向,一种是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是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化境”说的用意正在于后者。

鉴于译界对有关“化境”说的种种误解,钱先生在1985年对“化”的提法作了修订,将“化”由“最高标准”易为“最高理想”,即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由此可见,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其用意并不在于为文学翻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模式,而是为译者揭示了应当力求的理想境界。令人遗憾的是,先生的这一重大修订,并没引起译界多大的注意,以致时隔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大多数有关翻译的论著每每涉及钱鍾书先生,不是讳莫如深,便敬而远之。而谈到“化境”说,则多半仍冠之以“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将其拔高到吓人的地步。时至今日,应当是译界摆脱不幸,重新认识评价“化境”说的时候了。

 

4 钱先生经典翻译

在《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作中,任一外语例句皆为钱鍾书所翻译: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外语种类之多,所引句子之繁,仅此一项就让人叹为观止。而钱鍾书却将每一例句,或用白话文,或用文言文翻出,均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出神入化。下面就让我们从各语言例句中抽一句来看看,体会一下钱鍾书的“化境”翻译。

1.O! One glimpse see of the human face, and shake of the human hand, is better than whole reams of the cold, thin correspondence, etc.

得与其人一瞥面、一握手,胜于此等枯寒笔墨百函千牍也。噫! (英国文学家兰姆致友人语 《谈艺录》第320页)

2.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拜伦致情人语 《谈艺录》第541页)

3.Why, 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worldly, social ,amorous, ambitious, or even avaricious-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

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人生百为,于兴最高,心最欢时,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与忧伤,其故何耶? (英国诗人拜伦语 《谈艺录》第438页)

4.Whom every thing becomes, to chide, to laugh, to weep; 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fin these, fair and admired! (Antony and Cleopatra)———Anglais

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5 小结

关于翻译的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译者能动性的认识却在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渐渐清晰。依罗新璋先生的观点“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6](36-43)这里的“案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译家翻译主张的总结,他们认为翻译“即使‘依实出华’,也应‘趣不乖本’”。对“本”的强调反映了我国早期翻译思想中对译者能动性作用认识的局限性。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进一步发展了“案本”的思想,理论上赋予了译者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对此望文生义的诠释与争辩,使译者的能动创造过程仍被湮没于翻译的必然王国中。后来的傅雷先生从国画标准中受到启发,提出翻译要“‘获致原作的精神’标举‘神似’……从而把翻译纳入文艺美学的范畴。”[6](79-84)这是真正承认译者的能动创造过程的关键一步,从前文对诗歌翻译中有关“神韵”说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这决非傅雷先生的一家之言,而是众多译者的共识与必然选择。

“钱鍾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6](79-84)这种“艺术的极致”正是对译者进入自由王国状态的最贴切的评价。从钱先生本人对“化境”的解释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翻译的最高境界。文学翻译中的“化”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化境”也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模糊标准,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7]。事实上,“化”正是文学翻译的必要过程,而“化境”则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理想标准。

 

[参考文献]:

[1] 劳陇.“雅”义新释[J].翻译通讯, 1983.

[2] 郑延国.钱鍾书译艺举隅[J].上海科技翻译, 2001, (1): 42-45.

[3] 钱鍾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 许建平.钱鍾书“化镜”说新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2): 91-93.

[5] 江帆.“化境”的再阐释[J].中国翻译, 2001, (4): 44-48.

[6]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翻译论集[C].商务印书馆, 1984.

[7] 罗新璋.钱鍾书的译艺谈[A] .中国当代翻译自论[C].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作者简介]文莉秋(1971-),女,江西萍乡人,南昌航空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南昌330063)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62610

原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卷第4期】


严复 信达雅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中“信”最重要!特别是科技与学术著作的翻译。但“达”也同样不可少。读者我注)海通以来,象寄之才(“象寄之才”显然表示指“留学人士”,但为何说是“象寄”?是指“有宰相才能的人”?指留学的“精英”?我联想到了中国象棋的棋子“象”和“相”同义。我查过手头有的《现代汉语词典》,未见“象寄”。存疑待考。读者我注)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于斯二者则已寡矣!(“二者”指“信”与“达”。“达”指译文“通顺”。正因为“信”与“达”即“顺”兼顾也并非容易,至于“雅”,就是更高的要求了。读者我注),其故在浅尝,一也;(“浅尝”可能指对“信”与“达”没有下工夫,特别是对原文的思想内容钻研不深,理解不准。这当然部分地由于译者没有正确掌握与分析原文的语法结构和正确理解句子中所用词汇的意义,有的人不愿查词典,有的人死搬词典的解释,等。读者我注)偏至,二也;(“偏至”就是对“信”与“达”这两方面“走极端”,后来所谓“宁信而不顺”与“宁顺而不信”之争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这也就是所谓“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的绝对化,即主张纯粹的、绝对的“直译”或“意译”,结果把“直译”等同于“字比句次”,变成“硬译”、“死译”;把“意译”变成随心所欲的“胡译”和“猜译”。严复本人并没有提出“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后来的梁启超先生。他说:“翻译文体的之问题,则直译意译的得失,是为焦点。”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47页。再后来,翻译界就曾出现过分别以鲁迅和梁实秋两位先生为代表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激烈争论。时至今日,人们在阐述翻译理论、甚至某具体句子的译法时也还在继续经常使用这两个虽然不准确但很方便的概念。(“直译”、“意译”这两个概念,我认为是“模糊语言”或“模糊概念”,译者本人可以而且需要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但不要而且不该用来评论、指责别人的译文。读者我注)我的看法也见《略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一文。读者我注)辨之者少,三也。(根据上文,“辨之者少”或指懂得翻译、懂得“信”与“达”道理的人少;但根据下文,或指懂得所译作品内容或专业知识的人少。读者我注。)今是书所言(即《天演论》的思想内容。读者我注),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即赫胥黎。读者我注)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即“附加”或“增添”。读者者注),不斤斤计较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可见严复的“信”,就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所谓“取明深义”,就是理解原文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即原作《天演论》的全部内容,而不是照搬原文语言形式的“直译”、“硬译”、“死译”。读者我注)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便取发挥,实非正法。(这四句如何理解?一种理解:因为主张表达要点或大意,就不说是在笔译,随便拿出一点就加以发挥,实在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看来是指他向来反对的林纾的口听笔译那种“意译”。但也可能是谦虚地说自己这样主张只表达原文的主要思想,而不说自己是“字比句次”的“笔译”、即用笔转移或转译原文。因为下文说“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读者我注)什(“什”表示“某”吗?或许就是“释”字,指佛教)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词(即所谓“物质名词”,或称“术语”。读者我注),多随举随译,如中文之旁支,(似在该译名旁边、即后面加以注释。待查《天演论》译本。读者者注)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使它成为意思完整的句子。单词、即“名物词”只表示概念,句子才表示相对完整的意思。这是语法书的句法对词和句子的定义。读者我注)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这个“字”,显然是指英语的“词”或“单词”。原文有的句子只用两三个字就译成中文。读者我注),多者数十百言(译原文的长句。读者我注)。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近来有一本翻译专著拿这四句说明“神似”的翻译主张。也曾经有人,比如有人据此要求译者动笔翻译前要先泛读全部原作。傅雷先生说他自己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但一般人的实际翻译过程是:先一句一句地翻译,遇到逻辑不通或前后矛盾时再回头校正修改。特别是长篇文章或一本书。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那么高外语水平,在动笔前经过泛读就能把原作的要点抓住,更不用说原作的“神韵”了!读者我注)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译者首先自己要弄懂原文深奥的理论,而且要尽可能让读者也懂。这对于学术著作的翻译,非常重要。严复很重视这点。读者我注),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这个“意”就是原作的“思想内容”,是他所谓“信”的对象。这里不包括其他因素。读者我注)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首先要正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然后要通顺地表达它。“达”是为了“信”,“达”是实现“信”的手段。联系到他在上一条写的:“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他关于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全面、非常正确的。读者我注)

一、《易》曰:“修辞立诚”。(近来我对这个“诚”字有新的理解。“立诚”就是“树立诚信”的作风。用在这里,是说翻译中的修辞、即译文的加工与润色,是译者为了忠实地表达出原作真实的思想感情。而这正是文学翻译的正常要求。但我两遍查阅《周易》和《系辞》,未见原文,只有内容近似的文字。我是《易经》的初学者,此问题只好存疑待考)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三者”指这三句话,或者指这三句话分别强调的“信”、“达”、“雅”。由此也可见,严复的所谓“雅”就是“文”,就是“文采”或“尔雅”。他首先强调“信”,认为是“大难”,其次强调“达”,最后才讲“雅”。读者我注)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可见,严复虽然这里是根据《天演论》这样内容深奥的学术著作总结翻译经验,但他是根据写文章与搞翻译的普遍要求提出“雅”字标准的。严复在本文最后又一次引用《易经》说明“雅”。他说的“《易》言丽泽”,“丽泽”就是指“文采”、“优雅”之意。读者我注)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指“义”与“词”。读者我注)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这一段的精神实质还是在于:严复用文言而不用白话翻译的理由是“为达”和“求达”。我们要看到严复当时汉语发展的现状和此书的主要读者群是习惯写文言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但他“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观点是真知灼见,可以适用与整个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甚至诗歌翻译。至于诗歌里讲究“形似”与“神似”的关系,请见我的《略论翻译的标准与方法》,此文作为《跋》最早载我与诗人曾凡华合译的《普希金诗选》。读者我注)不佞(ning意即“不才”)此译,颇贻贻艰深文陋之讥(比较成语“贻笑大方”),实则刻意求显(严复进一步解释自己选择文言翻译原作的理由:为了使原作的思想内容变得“明显”,为读者所了解。“显”是为“信”和“达”服务。读者我注),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即“名词数词”)格致(即“格物致知”)及一切畴人(现代叫“人类”。译者注)之学,倘于之数者(如果对这几方面)向不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例如英国的普通老百姓至今也未必能读懂原作。所以不能笼统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读者我注),矧夫(况且)出以重译(“重译”即“翻译”,不是我们现在所谓“重译”。翻译毕竟不是写作,要受原文的限制,译文有时不得不显得艰深难懂,特别是学术著作。译者注)

一、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有参差(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翻译培根的哲理散文。如果把原文某词勉强译成译文某个意义近似的词,常常会产生误差。读者我注)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译者创立新名词。读者我注),顾其事有甚难者!(“甚”表示“更”。读者我注)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安排”、“放置”之意。读者我注)浅说,仆始翻“卮言”(即“序言”吗?是“酒后茶余的闲谈资料”吗?这句可译成“在下最初翻译那些喝酒助兴的读物”吗?按《现代汉语词典》:盛酒的器皿叫“卮”zhi。但读到下文,又觉得“卮言”与“导言”相对而言,是“译后记”之类文字。译者注),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佑”似同“忧”,“佑病”似表示“担心害怕”,但《现代汉语词典》只有“保佑”的“佑”。这里是说夏某担心害怕“坏东西泛滥成灾”。不知对吗?读者我注),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同“玄谈”,玄妙的言论也。读者我注)及桐城吴丈挚父(看来这位吴老先生是严复的岳丈?按《现代汉语词典》:“挚友”是亲密的朋友。读者我注)汝纶(是吴老先生的名)见之,又谓“卮言现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佛教人士。读者我注),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可见严复译书,是想有所建树与作为。不是为了消遣,当然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引进新思想,为了救国强兵富民。读者我注)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或许相当“译者注”。读者我注)”穗卿又谓:“为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似指把诸多的名词或术语零乱地搁置起来。读者我注),乃会撮(音错)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意思是说:按吴老丈人的建议把译者注之类排在篇目之下。读者我注)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讥(原文为言字旁的“消”,但字表中未见。读者我注),有不可得者矣!(是做不到啊!读者我注)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躇(chichu),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我自己的过错我自己是知道的,留在这里请高明的人指教。读者我译)(这段文章是讲如何处理与编排名词或术语,以及“质译导言”两大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查阅《天演论》的译本才能清楚。读者我注)

一、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即学风和学说。读者我注)泰西二十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这里也可见严复作为翻译家的爱国情怀与高风亮节!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比他的翻译理论更值得后人学习!读者我注)

一、    穷理(研究学问。读者我译)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语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诗经:“鸟其鸣矣,求其友声。”原文待查。意思似指“以文会友”与“切磋提高”。《易经》处所也待查。“丽泽”似指“文采”、“优雅”之意?读者我注)是非然否,以俟(si)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移译的本心矣。(椠qian古代记事用的木板;书的刻本。全句可译成:如果说我在标榜自己,那就没有看到不才我译书还要亲自进印刷厂参加检字刻版的良苦用心了。读者我译)

Translation involves three requirements di¹cult to fulªll: fdelity (xin), fuency (da) and elegance (ya). Fidelity is di¹cult enough to attain but a translation that is faithful but not ¶uent is no translation at all. Fluency is therefore of prime importance.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foreign trade by sea,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But if you assign them any book to translate and tell them to meet these two requirements, few can do so. 3 2

Chan, Leo Tak-hung.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 Philadelphia, NL: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roQuest ebrary. Web. 9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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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崎山多美 的作品有中文翻译吗?

这本 ゆらてぃくゆりてぃく  (2003/2)

我有读英文翻译的版本 “Swaying,Swinging” 但是还是想读一次中文翻译版本的

在baidu上啥也搜不到

求大神指路 🙏

J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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