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鍾书的化境及其翻译 文莉秋 彭春霞

1 绪论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翻译的标准，清代翻译家严复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笔译流畅，文字雅典。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间断过。综观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沿用“信、达、雅”标准，同时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扬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1]。

钱鍾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建树，“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令人费解的是，我国译界对钱先生的研究似乎多半是出于崇敬和尊重，其译论实际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不少有关翻译的专著中，每提及先生的主张，不是蜻蜓点水那样一带而过，便是不着边际地将它拔高、神化，其结果是，人人都知道钱鍾书先生有那么一段有关“化境”的高论，但几乎都说不清、道不明它究竟高在何处，更不用说理解其真实含义了。

2 何谓“化境”

钱先生译论中的“化境”说究竟当作何理解呢？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先生此说的来源。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 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3]。

好一个“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经钱先生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个简单的“化”字竟发掘出如此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译”、“诱”、“媒”、“讹”、“化”竟源于同一个“化”字。

显而易见，钱先生的“化”，第一次提出来时，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化”，钱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能说算得上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里我们首次见到“最高标准”的提法，而最高境界“化”也浓缩成了“化境”———即是译界所熟知的“化境”说，也就是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根据这段解释，我们不难看出，先生所谓的“化”，概括起来含这样几层意思：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4]──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成绩卓著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鍾书先生用一个“化”它，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从广义上讲，先生的“化”与“不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切合原文。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思想”。

3 钱先生的“化境”说意义何在？

罗新璋曾引述这样一句话：“不懂钱鍾书，是国人的悲哀；同样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的确，作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的钱鍾书，早已誉满海内外，而作为翻译家的钱鍾书却少为人知，甚至当我们使用这个称号时，有人会持有疑惑。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严格将评定翻译家的两项标准来衡量钱鍾书时，他有可能会落选。一、他不像严复、傅雷、郭沫若等人那样，出过一批有影响力的译作，仅其最大一项翻译工作来说，也就是参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英译工作，再次就是对自己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中，上千英、法、德、意、西、拉丁语例句的翻译，而这些却不为人所易见。二、钱氏论译，并没有鸿篇巨制，也没有完整系统，仅有《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翻译术开宗明义》、《译事三难》等专论文章，其他的思想都零星散落在各文篇章著作中。然而，有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钱氏的“化境说”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鍾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鍾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说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严复的“信、达、雅”，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与其说是翻译的标准，不如说是对翻译方式规范的理论，不同的时代赋予它各种不同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也就因人因时而异。尤其是对其中的“雅”字，更是众说纷纭，难达共识[5]。前文所示的“信、达、优”、“信、达、切”、“信、达、贴”等，便是极好的说明。

与“神韵”、“神似”说相比，“化境”说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说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翻译有二种方向，一种是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是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化境”说的用意正在于后者。

鉴于译界对有关“化境”说的种种误解，钱先生在1985年对“化”的提法作了修订，将“化”由“最高标准”易为“最高理想”，即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由此可见，钱鍾书先生的“化境”说，其用意并不在于为文学翻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模式，而是为译者揭示了应当力求的理想境界。令人遗憾的是，先生的这一重大修订，并没引起译界多大的注意，以致时隔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大多数有关翻译的论著每每涉及钱鍾书先生，不是讳莫如深，便敬而远之。而谈到“化境”说，则多半仍冠之以“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将其拔高到吓人的地步。时至今日，应当是译界摆脱不幸，重新认识评价“化境”说的时候了。

4 钱先生经典翻译

在《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作中，任一外语例句皆为钱鍾书所翻译：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外语种类之多，所引句子之繁，仅此一项就让人叹为观止。而钱鍾书却将每一例句，或用白话文，或用文言文翻出，均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出神入化。下面就让我们从各语言例句中抽一句来看看，体会一下钱鍾书的“化境”翻译。

1.O！ One glimpse see of the human face， and shake of the human hand， is better than whole reams of the cold， thin correspondence， etc.

得与其人一瞥面、一握手，胜于此等枯寒笔墨百函千牍也。噫！ (英国文学家兰姆致友人语 《谈艺录》第320页)

2.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拜伦致情人语 《谈艺录》第541页)

3.Why， 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worldly， social ，amorous， ambitious， or even avaricious-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

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人生百为，于兴最高，心最欢时，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与忧伤，其故何耶？ (英国诗人拜伦语 《谈艺录》第438页)

4.Whom every thing becomes， to chide， to laugh， to weep； 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fin these， fair and admired！ (Antony and Cleopatra)———Anglais

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5 小结

关于翻译的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译者能动性的认识却在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渐渐清晰。依罗新璋先生的观点“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6](36-43)这里的“案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译家翻译主张的总结，他们认为翻译“即使‘依实出华’，也应‘趣不乖本’”。对“本”的强调反映了我国早期翻译思想中对译者能动性作用认识的局限性。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进一步发展了“案本”的思想，理论上赋予了译者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对此望文生义的诠释与争辩，使译者的能动创造过程仍被湮没于翻译的必然王国中。后来的傅雷先生从国画标准中受到启发，提出翻译要“‘获致原作的精神’标举‘神似’……从而把翻译纳入文艺美学的范畴。”[6](79-84)这是真正承认译者的能动创造过程的关键一步，从前文对诗歌翻译中有关“神韵”说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这决非傅雷先生的一家之言，而是众多译者的共识与必然选择。

“钱鍾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6](79-84)这种“艺术的极致”正是对译者进入自由王国状态的最贴切的评价。从钱先生本人对“化境”的解释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翻译的最高境界。文学翻译中的“化”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化境”也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模糊标准，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7]。事实上，“化”正是文学翻译的必要过程，而“化境”则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理想标准。

[参考文献]：

[1] 劳陇.“雅”义新释[J].翻译通讯， 1983.

[2] 郑延国.钱鍾书译艺举隅[J].上海科技翻译， 2001， (1)： 42-45.

[3] 钱鍾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 许建平.钱鍾书“化镜”说新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2)： 91-93.

[5] 江帆.“化境”的再阐释[J].中国翻译， 2001， (4)： 44-48.

[6]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翻译论集[C].商务印书馆， 1984.

[7] 罗新璋.钱鍾书的译艺谈[A] .中国当代翻译自论[C].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作者简介]：文莉秋(1971-)，女，江西萍乡人，南昌航空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南昌33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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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卷第4期】